长期以来，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，不少人强调独立思考，单打独斗。更有学者直言，“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，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、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，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，更非团队攻关、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。”这无疑是深昧人文学科研究真谛的经验之谈。而我自2011年主持“清代南部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”工作以来，深感此类大型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，其日常事务之繁，涉及学科之多，绝非个人所能驾驭和完成。

  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，当我第一次读到《南部档案》《巴县档案》《冕宁档案》《会理档案》《宝坻档案》《循化厅档案》《淡新档案》中有关官民祈雨、生员助讼、割股疗亲、坟山争夺、嫁卖生妻、官制婚书等文献时，内心所翻涌出的那种或不可思议，或如获至宝，或屏气凝息的情形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丰富的资料让我意识到，欲探知一个地方社会的实态，绝非靠历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医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、语言学、档案学等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能解决，而有赖于跨学科、跨时段、跨地域的综合研究，这无疑对个人有限的知识体系构成极大挑战。因此，建设一个既能单兵作战，又能协同攻关的队伍显得尤为重要。于是，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团队建设的工作。然而，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试错的过程，许多想法要么中途搁浅，要么走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
 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，第四、五、八、九章分别由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小野达哉客座研究员、南开大学万海荞博士、美国麻省理工大学Tristan G. Brown（张仲思）助理教授、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泷野正二郎副教授独立完成。绪论、第十二章由我独立完成。其余第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七、十、十一各章分别由我与我的研究生万海荞、王楚强、白莎莎、白莎莎、张加培、曹婷、钟莉合作完成。本书部分章节曾在《历史研究》《史学理论研究》《民俗研究》《史学集刊》《历史档案》《清华大学学报》《四川大学学报》《南京社会科学》《江汉论坛》《湖北大学学报》等期刊发表，衷心感谢审稿人和编辑部提出的中肯意见。这些意见不仅使我对如何写出一篇好文章深有领悟，更让拙著避免了不少错误。

  2015年8月，我有幸得到科大卫教授的邀请，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访学。在我准备《国家在“场”：清代四川南部县场市之兴设与管理》讲座期间，历史系邱澎生教授告诉我，日本学者泷野正二郎有相关成果发表。后经其引荐，我获得了该文的翻译授权。当年年底，我在着手整理清代州县衙门内部组织“三班六房”文献时，又发现日本学者小野达哉发表过一篇关于巴县户房的论文。通过当时正在京都大学访学的杜金副教授介绍，得以结识小野老师。对于明清时期的日文论著，我大体能看懂，但关键之处仍拿捏不准，我便联系了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薛云虹老师，请她主译，将两文翻译成中文。2016年7月7日，我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adeleine Zelin（曾小萍）教授的博士生Tristan G. Brown（张仲思）的邮件，说他正在利用《南部档案》研究南部县的坟地与风水问题，希望有交流的机会。收到邮件后，我便邀请他来南充考察，并以《清代南部档案中的风水纠纷》为主题作了一场学术报告。第八章《南部县的风水诉讼》即是在这次报告基础上写就的，该文翻译由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王志锋完成。独学无友，则孤陋寡闻。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是一个愉快的过程，我获益良多。此次出版，又得到他们同意，将其研究成果收入，为本书增色不少。对此，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基于本书结构统筹与内容安排，我在统稿过程中，对相关章节的行文与注释略有处理，不妥之处，还望海涵。

  我原工作单位偏居川北一隅，学生初入门下时，多懵懵懂懂。我们从基本的识文断字、遣词造句做起，按主题遍查档案与其它文献，搜集和消化既有研究成果，提升问题意识，反复打磨，一轮下来，完成一篇论文差不多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，有的甚至长达七八年。在此期间，师生不断磨合，是一个共同学习、共同成长的过程。让我欣慰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生对学术的兴趣日渐浓厚，并且大多考上了博士，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。

  同时，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十余年来的帮助与提携。在此次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过程中，学术中心罗华彤主任给予了极大支持，林玉萍编辑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。谨致谢意。

特别感谢西华师范大学陈宁校长、张健校长、刘玉平副校长、李健副校长、王如渊处长给予的提携，许多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，难以忘怀。特别感谢曲阜师范大学戚万学书记、张洪海校长，学院成积春院长、尹明法书记对我的信任，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硬性的科研与教学任务，使我能够从心所欲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  自上大学以来，一路领受到诸多老师的教诲，没齿难忘。我的导师，西华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、四川大学杨天宏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马小红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一凡教授，既导学术，亦导人生，授我以渔，范我以为，扶我进步，助我成就。我做教学科研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，均包含他们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。陈廷湘、蔡东洲、康大寿教授惠我良多。念兹在兹，莫敢忘怀。要感谢的老师、家人、挚友和单位还有很多，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具名。借此一隅，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祝福。

  近年来，“碎片化”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。有学者认为，“碎片化”的研究导致见孤木以为森林，拾芝麻以为珠玑。要防止碎片化地解构历史，要整体而不是碎片化地研究历史，要注意历史的整体趋势而不是细枝末节；而又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，他们认为，缺乏细节或“碎片”的整体史，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，中国学者研究的“碎片”不是多了，而是远远不够。就本著所涉及的论域而言，我更倾向于后者。目前现有各章均是一个个实证性的研究，一定程度上只解决了某些具体问题。顺着这些问题，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去展开，都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。而要把这些“碎片”搞清楚，拼出一个地区的社会实态，抽象出带有普遍性的、规律性的问题，进而重建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叙事，尚需时日。一言以蔽之，没有经过“碎片”化的整体史，无法成其为“整体史”。

  每一次经历，都是一场修行。惟心是赖，是为之记。

吴佩林

二○二一年六月五日